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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酒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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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来的议论——也谈“中国式过马路”  

2013-08-13 12:59:30|  分类: 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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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来的议论——也谈“中国式过马路” - 老酒 - 老酒的博客

 迟来的议论

——也谈“中国式过马路”


    看了“二条”大姐有关“过马路”的议论,也觉得自己有话要说,不妨再啰嗦上几句,与大姐的真知灼见合在一起算是个姊妹篇吧。想说的是这篇写了一半就搁下了,最近事不多,完成了后半截,算是迟来的议论。

   自前一段“闯黄灯”的争论后,“中国式的过马路”又被媒体提起,一时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。北京市交管局采取了对集团过马路的领头人给与批评并处以罚款。闲时想来,这种“擒贼先擒王”的做法即合情,又合理,即有说服力、震慑力,又有可操作性,完全符合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的对“敌”斗争原则。

     作为行人,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遵纪守法者;作为一个驾驶员,在有明确交规管理的前提下,也只能给自己打个八、九十分。从内心而言,老酒还算是一个负责任的人,可为什么做起来就不那么自觉呢?看来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是改变人的习惯,一个不难懂的道理,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。

习惯,习惯,大家都会把不良嗜好的养成归结为习惯的使然。可是,为啥就不能养成好的习惯呢?偌大个中国遵纪守法的好人还是有的。

前两个月,我到茅台酒厂出差,仁怀市的变化巨大,完全找不到二十年前的一丝感觉。晚饭后,我离开酒店,来到十字路口,红灯亮起,行人都不再前行,没有人闯红灯。只是看到同方向车左转灯亮时,对面部分行人趁没有右行车过,抽空走到了路中间等待绿灯,虽然合理没啥危险,但是违了规。尽管美中不足,这个场景还是让我有些惊讶,毛主席老早就教育我们说,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”的结论是不是搞错了?眼下仁怀市里老百姓的表现,可是比北京城里人强多了,这是为什么呢?

坊间有一种传统说法是,几千年来,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农耕人,活得比较松散自己。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,形成了习惯王法者多,接受法纪者少;我行我素者多,顾及他人者少。现在的年轻人中,想当老板的多,愿意“寄人篱下”好好工作的少,这些更关注自身利益,与他人利益而不顾的现象也许证明上述的说法。

几千年后的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,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了一百年前的特点,比如:地大物博,人口众多,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等。新中国到如今也是60多年了,文盲大幅度地下降,贫困地区的区域也在逐步缩小,可是以自我为中心,我行我素的观念和散漫的习惯没有多大的变化。

这是其一。

按照我国人权的基本概念,人的生存权至高无上。反映在交通管理的规则上,就是在交通事故中,在驾驶员没有过错的情况下,造成对方死亡的,也要承担10%的赔偿责任。也就是说,如果死者的命值30万,驾驶员还要向死者家属赔偿3万。

对驾驶员而言,我相信这种规定不会有人同意,即便是同意的人,在取得驾驶资格后也会反对。为什么大家反对却入法入规了?二十多年前,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规定时我就设想过,一个不识字的大山里的农民,第一次进城来到首都北京,因违反了交通规则死亡了,随后出现的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?

不管道理如何,现实的场景是大庭广众之下汽车撞死了行人。死者的家属会做啥反应?按照中国的传统理念是杀人偿命,而后是死者的家属上访,上访不成,他们会纠集十里八乡的族亲和农民扛着锄头铁锨,握着斧头镰刀进城“打冤家”,向政府要个天理和清白,更不敢想象,人民警察敢像美国同行那样用枪顶着“基本群众”的脑门。不信,你琢磨一下,是不是这个理儿?

面对这幅情景,我们的政府怎么办?用强肯定不行,这些人是我党依靠的对象,动不得。可是人死了,必须有个解释交代。政府向农民们说,死者违反了交规,是过错责任的一方。农民们说,我们不知道啥子狗屁交规,只知道我们的人被车撞死了,杀人是要偿命的。政府又拿出交规小册子示众解释,农民们说,我们不识字是文盲,赶快交出“凶手”算完事。

如果满足死者一方的要求,以命抵命,何谈社会的进步,政府也绝不会这样做。否则,就很难说中国还是不是社会主义,恐怕连资本主义都不如。面对复杂的局面,法制退缩变形了,还得回到中国的老套路上来——花钱了事。除此之外,没有其他良药。

可谁出这钱又是个麻烦事,如果让政府救助部门出,既不是职责所在,也没有钱。不如出在驾驶员一方,美其名曰尊重生命权,让驾驶员少出一些,长个记性,似乎也符合中国的伦理道德。如此一番双方都摆平了,无过错放10%的赔付堂而皇之地入了法进了规。面对矛盾的政府退缩,集中地表现了传统观念和法治社会基本要求之间的激烈冲撞。

这是其二。

更重要的是这第三,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,严格的管理制度,过重的任务压力,个人升迁,事业追求,生活水平的欲望等等,都给从业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。他们中间,许多人内心浮躁,承受力差,脾气大。面对现实,他们更多地是看重自己的利益。面对拥挤的交通,他们很可能因为迟到一分钟换来取消一个月奖金的处罚,为此谁不着急。久而久之,人们从大步流星,到无视交规跳栅栏、横穿马路,进而发展到为了金钱,无视生命的地步。想想05年去欧洲,07年去日本看到的人、车、交规良好的互动情景,真是让我难以解释,同样都是人,为啥就有这么大的差距。面对此情此景,除了汗颜羞愧外,还能有其他吗?

我也曾对朋友说,如果我们的同胞一个月都挣上个万八千,枕头底下塞上个几百万,他们会不会珍惜生命,无视交规的局面会不会得到改善呢?随我一同出国同行们的表现令我大跌眼镜,公共场合的大声喧哗、随地吐痰,丢弃杂物,违反交规的陋习依旧不改,对导游的提示无动于衷。

由此可以认为,中华民族从皇权统治,发展到法治国家是一件非常难的事,无论在党内党外,体制内体制外,国家和公民,社会和个人间,其难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,它有及其顽固的社会文化基础,经济总量位居老二也奈它不得。许多事实让我们看到这个群体—其中也包括老酒对法律法规缺少的起码敬畏,看不到作为公民个人对社会和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。此时,奉为神明的“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”的道德理念也没有了脾气。

本人的体会是,从身边的件件小事中可以管窥,对于13亿人的中国而言,一百多年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走到了今天,回首一望,我们依然在路途中。尊重法制,依法治国的路程何其长,可是望山跑死马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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